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研判

作者：周文星（Zhou Wenxing）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当前，现任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正和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为角逐白宫大位，在全美展开激烈的竞选造势活动，相关动态引起美国内外各界密切关注。总体而言，我国学界对于哈里斯或特朗普（或者更宽泛层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当选执政后的对华政策持有较为一致的认知，认为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难以出现实质性变化，仅限于策略性调整。既有讨论较少关注美国国内激烈的对华政策辩论，而以近年来快速兴起的“武器化派”及其对美国政府施政影响为视角，对于研判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对华政策潜在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武器化派”的兴起及其核心主张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美国战略界正展开一场激烈辩论：美国政府是应该继续发挥相互依存“压舱石”的积极作用，还是将相互依存“武器化”，甚至是切断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其中，主张运用美国强大的全球盟伴体系、有力的金融科技等工具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机制等全球性优势资源，战略利用相互依存关系遏制中国发展的“相互依存武器化派”（简称“武器化派”）的影响力最大，正日益成为影响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力量。

▲图为特朗普执政期间与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握手。

作为一个政策理念，“武器化”在特朗普2017年执政后逐渐成为其任内处理对华关系的主导性原则。先后担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加里·科恩（Gary Cohn）和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财政部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国务卿雷斯克·蒂勒森（Rex Tillerson）、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等人是特朗普政府“武器化派”的主要代表。在对华问题上，上述“武器化派”人士强调利用各国在经贸和科技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主张美国运用国家政策工具，如征收高额关税、开启中美贸易谈判，将美国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显著优势“武器化”，重构中美经贸关系，以抵消来自中国的威胁，进而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

作为美国两党对华政策最大公约数的“武器化”

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新兴派别，“武器化派”是美国战略界反思和辩论对华政策的结果，“去相互依存脱钩派”（简称“脱钩派”）和“相互依存接触派”（简称“接触派”）之间的激烈辩论，催生了融合这两派部分政策主张的“武器化派”。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且长期化的背景下，弥合“脱钩派”和“接触派”巨大分歧的“武器化派”及其相关政策理念，正成为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最大公约数。

▲罗伯特·奥布莱恩（左一）26日在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对抗中国面临的挑战“几乎是压倒性的”，他称“我们面临的来自中国的威胁更甚于冷战时的苏联威胁。”

事实上，特朗普在2017年入主白宫初期，由于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Steven Bannon）、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和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等保守派顾问相继加入特朗普执政团队，“脱钩派”迅速成为美国行政当局主流。他们将美国视为全球化发展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受害者”，主张美国政府推行战略收缩，甚至回归孤立政策。他们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严重威胁”，认为中美贸易往来是零和博弈，主张切断与中国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联系，强行“脱钩”。然而，特朗普执政初期在班农、纳瓦罗等“脱钩派”指引下陆续推出的对华政策举措，侵害了美国传统上与中国深度接触的全球主义者的利益，特朗普政府在与美国产业界、科技界等战略界互动的过程中不得不调整其对华政策，并最终改采以“武器化派”为主、“脱钩派”为辅的政策思维，这是“武器化派”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武器化派”的兴起，也与“接触派”的迅速边缘化密切相关。中美建交以来，“接触派”（注：对华“接触”[engagement]在美国对华强硬与对抗的政治氛围下，日益有悖于美国内的“政治正确”，以往强调与中国交流、对话与合作的战略人士如今以对华“稳定派”[stabilizer]或“竞争性共存派”[competitive coexistence]等面目出现。本文为讨论便利仍采用“接触派”指涉这一群体）长期占据对华政策主流位置，前助理国防部长、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前副国务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者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学者董云裳（Susan Thornton）等智库专家与高校学者都是“接触派”代表。他们高度肯定相互依存在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化解潜在冲突和引领全球发展的积极作用，时至今日他们仍主张深化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维持两国各领域接触。在中美关系至今仍无实质性好转的情况下，上述政策理念在美国战略界所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

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潜在走向

拜登总统2021年入主白宫后，较大程度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框架和“武器化派”的政策主张，祛除了“脱钩派”的影响力，但同时也部分采纳了“接触派”的政策思路，日益呈现出以“武器化派”为主、“接触派”为辅的对华政策思路，这与特朗普执政中后期以“武器化派”为主、“脱钩派”为辅的思路仍有较大重合度。可见，“武器化派”及其主张已然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主流。在形塑“武器化派”未来走向的诸多因素中，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是最关键的变量，将直接决定“武器化派”在美国新一届政府中的影响力。

在哈里斯和特朗普当选的不同情境下，“武器化派”“脱钩派”和“接触派”及其主张，将在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过程中起到不尽相同的促进或阻碍角色。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奥布莱恩、博明、莱特希泽等“脱钩派”和库德洛、姆努钦等“武器化派”可能再次入阁，使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政团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第一任期的翻版，对华政策也将左右摇摆、前后矛盾。但总体而言，“武器化派”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类似的，对华关系“武器化派”在民主党政府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可能性也较大。拜登执政3年多以来，“武器化派”在行政当局执政团队中的人数持续增多，民主党新老世代精英对华政策认知也逐渐倾向于认同“武器化派”的相关理念与主张。无论是哪位民主党候选人当选，新政府极有可能继承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框架，综合采纳“武器化派”和“接触派”的主张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避免与中国“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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